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来源:【杭州市临安区融媒体中心】

临安天目窑从宋代持续烧制到元代,延续时间久、产品丰富、制作精良不比任何名窑逊色,且烧造的窑场多、数量大。

近年,随着对天目窑遗址的挖掘工作的展开,我们对天目窑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湖州凡石桥南宋遗址里出土的部分青白釉、黑釉、酱釉瓷被确定为天目窑。富阳新登南梁端礼墓出土的一些瓷器,原认定为景德镇。现在看,可能也来自天目窑。

1. “天目”

目前对“天目”一词的由来,占据主流的是今泉雄作的说法“由于宋代求法的禅僧自天目山携归而命名”。但这些茶盏产地不可考。由这几只著名的黑釉茶盏,渐渐“天目”就作为黑釉代称。或由茶道或者佛教的原因,把这一类黑釉茶碗统称为“天目”,而后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学者用“天目”指代了黑釉。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举世闻名的“聡变天目”就是建盏。

据杭州考古研究所姚桂芳考证,“天目”一词即使在它的出处日本也是一个没有搞清的问题,早期的日本文献“建盏”和“天目”是分开的。直到16世纪中期,文献才把建盏和天目结合到了一起,出现“聡变天目”之类的名称。正如奥田直荣在昭和五十四年(约1979年)发表的《天目》一文:“‘天目这个词最初意味着建盏’或什么呢?实际上是不明确的。过去在天目山附近的禅寺使用的天目,能保证说是只是建盏吗?”

南宋官窑博物馆的方忆与日本专修文学大学的水上和则认为:“……天目茶碗被带入日本的时间是在14世纪上半期的前半段。”因为在元代短暂不足一百年中,也是中日佛学交流的高峰。《中日交通史》记载:“据此可知日本商船,岁岁赴元,往来不绝矣。入元僧留名於史籍者,既有一百五十余人,则无名之入元僧,其数何止几百人。”。元代天目山有着超然的地位,来到天目山的日本僧人数量非常多。据考《杭州于潜县治平寺重建佛殿记》:“余杭之镇曰天目山,唐人作僧舍于其下,号‘天目寺’。自会昌中废,大中复兴,更唐末五代至皇朝且数百年岿然,常为邑里信人之所依向。治平中,勅赐名‘治平’……”。在20世纪80年代,姚桂芳对浙江临安天目山地区的古窑址进行实地调查时,同时发现了天目寺遗址,并在遗址附近发现一块治平年间重修天目寺的石碑,天目窑距离天目寺只有1公里之遥,生产的黑釉茶碗被寺庙所用,被日本僧人带回日本是自然的。

元代由于国内没有了斗茶习俗,建盏在南宋末期已经停止生产。而日本对黑釉茶碗的需求依然旺盛,杭州又是中日文化经贸交流的重要城市,那天目窑应该会有黑釉茶盏作为外销瓷继续外销日本。

笔者认为,日本把黑釉瓷称为“天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天目窑作为外销瓷,销往日本。

2.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外销瓷

晚唐、五代、宋代、元代,自有对外贸易以来,明州(宁波)、杭州、泉州、广州均是主要的港口城市。

宋、元在这些地方均设有市舶司。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有着检查货物,征税,采购,发放贸易许可证、缴税凭证,查禁走私和违禁品等职能。

因为有面子,中国历代君主都喜欢朝贡,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宋人不喜朝贡,宋人有一种务实的态度,“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夷不赀之利”。不喜欢朝贡的宋人反而对于贸易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宋神宗曾经对市舶的官员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也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既然君主这种态度,也就奠定了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外销瓷产量的巨大。每年发舶时节,市舶机构和地方政府更是要设宴款待即将出海的商人们,祝他们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北宋、元代杭州较其他通商港口离京师较近,又有运河,南宋杭州是首都。所以,杭州一直以来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是不需要过多解释。

宋代外销瓷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福建这三个省。并且就宋代来说,全国瓷窑有三个中心,一个是北宋的开封;一个是杭州;还有一个是沿海,如广东、浙江、福建,这三个地方的瓷器基本都是为外销服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如德化、南安、安溪、广东、潮州窑很少在国内的宋墓中发现,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却发现非常多。至于景德镇和龙泉则是一部分内销,一部分外销,所以国内外留存下来的量都不少。

我们再来看元代,元代可以说是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里》写道:“然后知日元贸易如此之兴盛,由不得喫一惊者。”浙江主要的贸易国就是日本和高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航海技术又有长足进步,贸易对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要且重视。

元代,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商人络绎不绝的来到杭州经商,据吴振华考证,1309年仅半年,驿馆就接待外国商人一千二百多人。意大利人鄂多利克犹称杭州是“最好的通商地”。

杭州作为曾经的南宋首都,仍旧是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南部政治、经济的中心。这时对日贸易的主要路径应为宁波到九州,或者杭州。福建各窑口已经以内销为主,不作为外销瓷的主力。日本对黑釉和青白釉的需求如何解决?这时的天目窑应该就是浙江外销瓷的主力,天目窑黑釉茶盏的烧制一直在持续。

所以笔者认为,就天目窑的地理位置而言产品外销有着天然的优势,便于商业往来。在杭州港不远处就有一个大型陶瓷制作中心——天目窑,烧制的产品不管是数量、质量与福建各窑口几乎毫无区别,客商何必舍近求远,增加不必要的经验成本。

作为一个烧制时间长,窑址范围广、烧制数量大的窑口,不可能仅限于杭州周边地区性的市场,也不可能仅靠如此狭小的市场存活几百年。

天目窑离宁波、杭州港口近在咫尺。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天目窑肯定会参与其中。

3. 天目窑与已知福建外销瓷的相似度

日本、韩国、东南亚发现的我国宋代青白釉、黑釉、酱釉瓷里有一部分是来自天目窑。只因我们对天目窑发掘和研究太少,对天目窑认识不够,把一些海外、国内的天目窑归到了福建和江西的窑口里。

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天目窑与一些福建窑口(图四)从产品上极其相似。

天目窑瓷胎灰白色、灰白色;釉色有青白、青黄、青灰、黑色、酱褐色等。器型上青白瓷有碗、盘、碟、钵、壶、瓶、盆、盒、炉、罐、灯、托、洗等。黑釉瓷有盏、碗、碟、盒、壶等,盏、碗为主。青白瓷胎较薄,黑釉瓷胎较厚,器体内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内底有涩圈。装饰手法上有刻、印、划、点彩等。器面纹饰有各类花卉、动物。而蕉叶纹、弦纹、叶纹、直线纹、菱形纹、海波浪纹等多用于器物间饰或边饰。

以蒲城县大口窑为例,据福建博物院、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蒲城博物馆的联合勘探,大口窑年代约在南宋中晚期至元代。对比两窑,都以烧制青白釉为主,青白釉有青白、青黄、青灰,兼有黑釉、酱釉。两窑所出碗,内壁施满釉,内底涩圈,外壁施釉不及底。装饰多为类似花卉、线条。装饰手法上,印模两窑都较为常见。在装烧方式上都有采用支圈覆烧、支柱叠烧等工艺。

天目窑从器型到装饰手法与福建窑口非常相似,让大家难以分辨就并不奇怪。

南海1号沉船,华光礁1号沉船(图三、图八)都有发现青白釉、黑釉、酱釉瓷,目前认为这些产品是福建或者江西所出,如德化窑、泉州磁灶窑、景德镇窑等。

对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日本、菲律宾、南海、西沙等处的发现(图一、图二),认定为福建窑口所处青白瓷盒以及德化碗平仑窑青白瓷盒,瓷盒与湖州、临安天目窑青白瓷盒相似程度非常高。

东南亚发现的青白釉、黑釉、酱釉姑且不论,因为天目窑距离当时的泉州、福州等港口有着较远的距离。但日本和韩国发现的宋元时代的青白釉、黑釉、酱釉呢?对日本、韩(高丽)的贸易是宁波(明州)、杭州为主。

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后日本私人商船就络绎不绝来到宁波(庆元),仅记载1279年就有四艘商船和两千多人来宁波港贸易。后来的六七十年间,宁波(庆元)与日本的贸易极为频繁,这也是历代中日贸易的鼎盛时期。1976年在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也能体现宁波对日本贸易的重要地位。

回到笔者先前的疑问,几百年的持续烧造,天目窑巨量产品去了哪?在海外发现的外销瓷中,天目窑应该有许多张冠李戴被认作了其他窑口。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黑釉碗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青白釉叠烧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黑釉碗残片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黑白釉四系罐(湖州凡石桥南宋遗址出土)

4. 青白瓷受到国内外市场欢迎

就天目窑中占据主流的青白瓷,在宋代的受欢迎程度是空前的,虽然宋代没有瓷器类的专业书籍。但是关于青白瓷的记载并不少见。

如宋代李清照《醉花阴》中写“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词中的“玉枕”应该就是指青白瓷枕。

《夢梁录》:“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瓷器……”;《都城纪胜》:“……温州漆器铺、青白碗器铺之类……”这两部书都记录了宋代杭州有专门卖青白瓷的瓷器专卖店。可见青白瓷在国内外的受欢迎程度。不知道这些青白瓷专卖店里,有多少是天目窑。

如果当时杭州有专卖售卖天目窑青白瓷碗的商铺,出海客商在杭州港口附件的瓷器商店采购出口货物出口也很自然。商业行为的根本是需要考虑成本这个因素,天目窑地理位置决定了外销成本要低得多,仅这一点而言,天目窑就不可能不作为外销瓷。

韩国、日本出土的中国宋元时期的瓷器中,青白瓷占据相当高的比例,这也反映出天目窑这类型产品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结合苌岚、森达也等学者整理的数据,即使进入14世纪早中期龙泉青瓷的全盛时代,日本市场中的青白瓷还是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主烧青白釉兼烧黑釉的天目窑在产品形态上,也适应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市场。

5. 天目窑所面临的问题

⑴调查研究不够

笔者在某知名学术资料库检索,“浙江天目瓷”检索结果2条;“河南天目瓷”检索结果16条;“浙江天目窑”检索结果3条;“河南天目窑”检索结果6条;“吉州窑”检索结果636条;“建阳窑”检索结果533条;“龙泉窑”检索结果1604条;“越窑”检索结果1249条。

目前天目窑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考古报告把这类不明产地的陶瓷都归类到福建窑里,这种情况造成了在各地发现类天目窑的文物第一时间认定为福建所出,即使明知福建各港口出海驶向日本、韩国(高丽)远不如宁波和杭州方便。为此,学界甚至在努力寻找和解释龙泉、景德镇通往泉州、福州等港口的运输线路。例如,宁波元代仓储遗址永丰库发掘的白胎黑、酱釉,灰白胎黑、酱釉,少数认定为定窑所出,大部分认定为福建所出;青、青白釉,除龙泉窑外,认定为景德镇和福建所出。其实就这些类型的瓷器,天目窑也有生产,仅以肉眼是难以准确判断出处的。早年天目窑资料匮乏,如今有是否可以重新比对认定?

但这种情况在唐、五代时期的外销瓷就不存在,因为越窑有明确的产地,对越窑的研究也非常完善,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唐、五代对日、韩外销瓷的主要港口在宁波和杭州。

目前,德化发现宋代古窑址共44处,其中宋代12处,宋元时代28处,宋明1处,宋明清1处,宋清2处。

临安区域内发现宋元时期“天目窑”遗址33处,主要位于西天目山的於潜镇绍鲁乡和凌口乡。另有2014年4月18日至20日杭州市考古研究所考察发现:太湖源镇五代至北宋窑址1座。位于南苕溪下游太湖源镇浪口村。

德化窑考古始于20世纪50年代。天目窑考古普查始于20天目窑遗址数量与德化窑,两者数量差距不大。被认定为德化窑产品的遍布世界,而天目窑几乎没有流传。

⑵“天目”之名属于哪里

我们都以产地命名一类陶瓷产品,这是所有人的习惯。“天目”肯定就是指临安天目山,天目山的古窑址就应称为“天目窑”,它的产品就是“天目瓷”,临安天目窑的黑釉盏就是真正的“天目盏”,这不应存在争论。

目前吉州、建阳、河南等地争抢“天目”之名。至于现在出现的“建盏天目”、“吉州天目”、“木叶天目”、“河南天目”等,都属于指鹿为马,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传统命名习惯。

吉州窑、建阳窑和天目窑瓷胎、釉在外观上就有着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内在的区别,他们是各为独立的窑口。李家治、陈士萍等学者做过三者黑釉瓷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三者成分最大不同在于Fe2O3的含量,天目窑黑釉瓷胎Fe2O3较其他两窑低,瓷胎洁白,釉中Fe2O3较其他两窑高,天目窑与吉州窑在TiO2上差别也较大,与建阳窑近似。因氧化成分不同,内在区别对应外在表现,最直观的就是瓷胎颜色,天目窑瓷胎洁白,黑釉瓷釉中的Fe2O3含量高于其他两窑。天目窑烧成温度在1300°左右强还原下烧成,天目窑烧成温度与建阳窑相同,吉州窑烧成温度在1250°左右。天目窑的胎、釉与福建各外销瓷窑口更为相似。

从以上种种区别,天目窑的“大师”、“传人”和制作技艺就不适合从吉州、建阳等地“引进”。

天目窑这种成分数据在浙江是极其罕见的,烧结温度高,烧结程度非常好,所以天目窑黑釉乌黑亮泽。天目窑是一个质量非常好的古代窑场。而浙江本就是一个重要的黑釉瓷产地,天目山坐落在临安,其他地方并没有“天目”地名,天目山中又有大量宋元时期古代窑址,我们需要正本清源,不可听之任之。

6. 研究恢复天目窑的意义

研究恢复“天目窑”及“天目瓷”、“天目盏”,为它们正名也将更好地助推临安的茶产业,增加吴越文化、天目山文化、浙西民俗文化的内涵。

瓷是茶的载体,天目瓷是天目山云雾茶的载体,是临安茶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弃之不用犹如暴殄天物。

青、青白瓷能衬托出如今大家习惯饮用的散茶冲泡的茶汤。而宋人点茶用的团茶的乳白色茶汤在黑瓷中方能显现。传统天目窑瓷两者兼得,既有青瓷、青白瓷,又有黑釉瓷,颜色丰富,器型多样。这是其他窑系不具备的天然优势。天目瓷即可供日常生活使用,又可进行高级的茶礼仪式,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文化内涵,可以提升临安在国内外的整体城市形象。

不局限于“天目盏”,画地为牢。应开发各种类的“天目瓷”,继承宋元时期“天目窑”器型丰富、装饰多样的特点,根据现代人生活、审美进行创新。临安“天目瓷”可以是容器、是日用品、是产品包装。它可以结合临安茶叶、笋、山核桃等,制作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农产品和伴手礼。

7. 几个恢复烧制窑口的情况

龙泉青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恢复试制,近些年焕发勃勃生机。在当地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促进了当地经济,保证了当地就业。据中共丽水党校林琳、齐杰和中共龙泉市委宣传部徐芳琳三人统计,龙泉剑瓷产业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23.25亿元,企业数达 900 多家,就业人数近2万人,另外据不完全统计,青瓷、宝剑集中在三大平台的共计约 882 家,各大直播平台电商共计约 863 家。

慈溪上林湖(寺龙口窑遗址)越窑遗址在2007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如今已经是绍兴、宁波等文化产业名片。2018年绍兴人大甚至专门做了提案,传承发展促进越窑青瓷产业。“在慈溪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慈溪已有一定规模的青瓷器具生产企业、研究所、体验基地近30余家,涌现了国家级大师2位、浙江省级大师2位、宁波市级大师5位。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慈溪青瓷及相关产业实际营业收入突破5000万元,相关产业从业人员1500多人。”(数据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与天目窑同一时期的民窑吉州窑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吉州市把“保护和开发吉州窑”列入该县21件大事之一。如今吉州制作的树叶纹茶碗甚为出名。“2020年吉州窑销售额达2.8亿,从业人员2800人,吸纳社会资本3亿元,间接带动就业1500人。”(数据来源:井冈山报)

宋代另一个著名民窑建阳窑,在1981年试制成功后。“截至2020年4月底,建阳区共注册建盏企业和个体3389家,其中企业有771家,个体2618家,规上企业7家,限上企业12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福建省名牌产品1个,南平市知名商标4个,从业人员2.8万人,产值近35.6亿元,产业雏形已经初步形成。从2013年起,先后命名了三批共计41名“建窑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其中省级5人,南平市级10人;建盏行业还评选出省民间工艺大师6人、南平市工艺美术大师6人、南平市工艺美术师中级职称168人、陶瓷高级技师31人等。”(数据来源:南平新闻)

上述几个城市的陶瓷产业,不仅仅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就业,更增加了城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扩大了对外交流。陶瓷文化是城市金名片对招商引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开发有非常大的帮助。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酱釉双鱼纹盒盖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青白釉瓷盆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青白釉黑釉叠烧

天目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天目窑点彩器盖

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收集有关资料。在浩瀚的资料库里,天目窑是缺失的,可以说在宋元时期的陶瓷研究里、中国古陶瓷的研究里,天目窑是缺席的、被忽视的。

学界在探讨外销瓷以及“天目”的由来等诸多问题的时候,对天目窑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否会寻找到答案?要正确认识宋元时期临安天目窑的瓷业成就,需要有大量时间、人员投入,做更多田野工作,这都有赖广大专业人士的艰辛劳动。

按现有的资料分析,天目窑与各地发现的宋元时期外销瓷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笔者认为,在这些外销瓷里,有一部分是来自临安的“天目瓷”。笔者将继续跟踪此类信息。

某一天,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终究会水落石出。“复兴千年古城”的行动中,天目窑不能缺席。“宋韵”文化里,天目窑也是重要的一环。作为一名天目窑爱好者和陶瓷从业者,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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